于可远的谷山笔

在试图梳理法家的脉络之时，笔者感觉法家是比较难定义的。观战国经典的法家文献，通常提及春秋时期的管仲与郭偃，比如《韩非子.南面》中提到“管仲毋易齐，郭偃毋更晋，则桓、文不霸矣”。从变革的角度讲，管仲和郭偃确实通过制度变革帮助齐桓公、晋文公成就霸业；细看管仲和郭偃变革的内容，又和战国法家所推崇有相当的差异。不过不法先王，应时而变，也是法家的宗旨。在管仲和郭偃的时代，两人都以适应那个时代的政策助各自君主成就霸业。

齐国稷下学宫的论文集《管子》集战国百家，其中法家篇目未必是管仲的思想，不过《大匡》《中匡》《小匡》三篇讲述了管仲辅助齐桓公称霸的过程。文中可以看出管仲当时主要的两项政策：作内政而寓军令，以及举贤察不贤于乡。前一项是为争霸作军事上的准备，书中记载“乡有行伍，卒长则其制令，且以田猎，因以赏罚，则百姓通于军事矣”，相当于扩大了兵源，有充足的预备役。而举贤于乡的主要标准除了仁义孝悌博学，还有勇力，推举上来的贤才经过桓公亲自考核便可以任用为“上卿之佐”，同时桓公还要考核官员，避免怠政。《小匡》之中，管仲也讲了以“杀、生、贵、贱、贫、富”六者御民之术，但管仲治民之法还是在当时“礼”的框架之内，强调“公修公族，家修家族，乡建贤士”，并借助高明的经济措施，安内同时积蓄攘外之力。同时齐国自身也有特殊性，有周天子所封，同为姜姓的两大贵族国氏和高氏为上卿，管仲也要借助的他们力量，如《诗经. 大雅》所讲“大邦维屏，大宗维翰，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”，而非如后世法家一般强调君主集权。郭偃之法后世记载寥寥，他本人也身兼太卜之职，《战国策》片语曾提及郭偃曾指明便嬖左右的危害，这一点后世法家论述颇多。总体上看，春秋早期，周天子权威虽然受到较大削弱，但《周礼》依然有相当强的影响力，全面变革的时机尚未到来。

更典型意义上的法家始于春秋晚期，成文法向平民公布。《左传. 昭公六年》记载了争产子产主导的铸刑鼎事件，这段记载清晰表明了当时贵族阶层内部的分歧。这段非常经典，所以先放原文：

三月，郑人铸刑书。叔向使诒子产书，曰：“……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以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耸之以行，教之以务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强，断之以刚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。以征于书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，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，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，三辟之兴，皆叔世也。今吾子相郑国，作封洫，立谤政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？《诗》曰：‘仪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’又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’如是，何辟之有？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。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，终子之世，郑其败乎！肸闻之，国将亡，必多制，其此之谓乎！”复书曰：“若吾子之言，侨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既不承命，敢忘大惠？”

子产是郑国的执政，叔向（羊舌肸）是晋国贤明的大夫。当郑国铸造铭文为刑法的刑鼎之后，叔向写信指责子产的作为。首先叔向指明了古时的治理之道，除了明仁义礼信赏罚，还有选圣贤官长教化万民，让人民对官长心怀敬意。但如果刑法被公布，民众就不再顾忌上位者。夏，商，周三代乱政的特点都是公布了刑法，三代刑法的兴起，都是末世了。接着他指责子产，现在您作为郑国的执政，划定田地边界，允许庶民议政，又像三代末世那样制定刑法，铸造刑鼎公布，想要安定人民，不是很困难吗？《诗》中讲效仿周文王之德，就能安定四方，哪里需要刑法？人民知道刑法，将起争心，一切只按刑法上讲，只求能规避刑罚而放弃礼义。从此刑狱更混乱，贿赂并行，您执政的时代将败坏郑国！我听说国将亡时将多制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叔向将话说得很重，不过子产的回复很简明，如您所言，我的能力不足，不能惠及子孙，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救世。我既无法承接天命，怎敢忘记您的指教之恩？或者理解为，怎敢忘记周文王的大恩惠？子产自然明白叔向的意见是通达人性的，教化通行，再加上刑法不公布，刑威不测而令民生畏，不敢造乱。人性逐利而畏刑，刑法一旦公布，就开启了人钻刑法空子的心思，不再尊重上位者，社会秩序就会混乱。然而当时社会现实是拥有资源的上位者争权夺利，不被周礼约束，庶民看在眼里，上行下效，自然不再安分。而刑法不公布，贵族对于下位者肆加刑罚，人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当时社会秩序或许已经到了一种濒临崩溃的界点，所以子产说，吾以救世，顺应时势而已。公布刑法，让庶民可以议政，疏导了郁积的民怨，对上层贵族形成一定的制约，确实有稳定当时社会的作用。所以孔子依然以子产为仁者。

站在后人的视角，很容易得出刑法与教化需并行的看法，然而周初以周礼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社会，运行了几百年，要变革却是难上加难，阻力重重。子产之后郑国另有一位大夫邓析作《竹刑》，试图对刑法加以完善化，当时的执政驷歂采用了这部刑法，但杀了邓析。邓析的思想与作为与行动在当时看来更加激进，他教人学习诉讼，并且把世间事的利益关系挑明，比如告诉捞尸者溺死者亲属必葬亡者，告诉溺死者亲属捞尸者只能卖尸于亡者之家。这样有助于各方更好维护自己的权益，而在当时社会却是禁忌，毕竟当时倡导的是淳朴之民，邓析注定难容于当时的统治者。

郑国之后，晋国也发生铸刑鼎的事件。《左传.昭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参与人是晋卿赵鞅和荀寅，幕后主使应当为晋国权势强盛的次卿士鞅，因为在刑鼎上铸的是他的父亲范宣子士匄所著的刑书。孔子则感慨晋国即将灭亡，理由和叔向所言类似，晋国抛弃了之前制度，刑鼎一出，人民将只注意刑法，不再尊贵重礼。况且范宣子的刑书是晋国的乱典，而非先王法度。

孔子对子产和范氏的铸刑鼎行为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，除了刑法内容有差异之外，主导者的德行与目的也是一个因素。子产是贤明之人，一生为郑国，对内稳定执政的七穆家族，对外周旋大国之间，殚精竭虑，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正是出自子产。而士鞅是深谙权术的阴谋家，投身于晋国卿族内斗，压制当时的正卿魏舒，危害晋国社稷。在儒家看来，上位者必为有德君子，方能不致乱国。而法家则认为，圣贤百年也就那么几个，法制立则不待贤者。在笔者看来，是非无论，应时而生，中度则难。

到战国时代，法家有了全面发展，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变法措施，时势终究推动各国变革。

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商鞅变法。商鞅明确提出了法家的宗旨，即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，治国之法应当顺应时势，当变必变。根据《史记》所载，他在秦国的变法主要包括几个方面：连坐，令民必告奸；二男必分家，以增加人口；禁私斗；鼓励农业，奖赏耕织收获多者，而对从事工商业却懈怠者罚没为奴；约束宗室特权，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《商君书》部分篇目明显是后世之人所作，但也集中反映了战国法家思想。比如重农战，农业和军备是兴国之本，比如重刑而慎赏，以刑去刑，以及对于诗书礼乐辩慧的敌视，务使民朴而易为用。更重要的是，利出一孔，赏罚贵贱之定夺，出于君主一人，民力才能抟而为一，民有私荣则不屑于官爵，民富则不为赏所动，上不可用之民，非上之民。

法家诸多观点今人看来代表专制，集权，充满对人性残酷的压抑，然而放在战国的环境中，却是切中时弊，才能使秦国由弱而强。对于农业的重视，对于诗书礼乐辩慧的敌视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新兴的“游士”的群体，这些人拥有文化知识，口才尤其好，游走各国之间以求君王赏识，一朝得荣华富贵，这些人中出色的后世称为纵横家，如张仪，陈轸等，能为所在国君主谋利。但这些人的特点对君主缺乏忠诚，大部分人重名利而实际能力堪忧，不乏谄媚阿谀，中伤能臣之举，他们的功名富贵吸引了很多人效仿，当人民不再安心农事，必然引人担忧。更重要一点，这部分人即使不为君王所用，还可以去贵族府上充当门客，战国四公子门客数千，必不乏游手好闲之徒。所谓“利出一孔”，约束宗室特权，也正是针对这些贵族，以孟尝君为例，孟尝君本为齐国宗室，但专著于经营自身封地，后来甚至与齐王交恶而与齐国敌对，数千门客皆为私人所属，不为公家效力，考虑到战国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人口数，一家大贵族就夺走几千潜在人才，则国用堪忧。秦无四公子之徒而国强，秦昭襄王期间就算太后，穰侯与四贵显贵一时，也能被秦昭襄王制裁并且没有发生动乱，可见秦国集权的基础早已牢固。

至于以刑去刑，同样是商鞅变法的重点。《商君书》也指明，以刑去刑的关键不在于重刑，酷刑自古有之，而在于犯法必刑，所以商鞅南门立木以及刑公子虔，示信于众。在当时社会动荡之时，犯法而藏匿流亡，或者因权贵庇护，或者因贿得免者不少，儒家亦肯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做法，虽有重刑亦不能阻止人民犯法，因为人有侥幸心理。而商鞅的连坐制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人的侥幸心，同时刑不避亲贵，重赏及黎庶，使人民相信唯有守法一条路，才能做到以刑去刑。法家十分看重赏与刑的示范效应，所谓明君赏一人天下知劝，滥赏则民不知所从，国用亦乏；刑一人而天下知止，滥刑则民必生怨，明君之国无怨民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，法家是应时而生，为矫往而生，如一剂猛药。就连儒者荀况也承认，虽然秦国无儒，无王者之功，也做到了“其百姓朴，其百吏肃然，其士大夫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。观其朝廷，其闲听决百事不留，恬然如无治者。”法家不少见解在当世亦值得称道，然而具体的作为却不免矫枉过正。常理上讲，越有针对性的措施，也更难适应长久之期。《韩非子》曾引了晋文公时代的一则典故，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曾问狐偃如何与楚人战，狐偃表示对敌作战时不厌诈伪，当用计诈之；而问雍季，他反对这一做法，认为偷取一时，后必无复。结果晋文公在战时使诈，战后却先赏雍季而后狐偃，群臣不解，晋文公认为狐偃之言为一时之权，雍季所言为万世之利。韩非抨击了这种做法，认为晋文公赏罚不当，并且敌为所伐之国，欺骗之后就算没有第二次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在法家的实践中，商鞅也曾诱骗公子卬来盟，其间袭击并俘虏魏公子卬，大败魏军。不过谈论是非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，晋文公时，晋楚虽敌对，却非永久敌对，也非你死我活，争霸亦要以德服之，孔子评价晋文公“谲而不正”，晋文公取其诈术，但也明白必要有所弥补；到了战国韩非所处时代，秦国对敌国已有破国灭国之心，求的是己方代价最小。

再说《韩非子》一书，可谓透析人性恶之一面，也是战国大争之世末期政治万象之书。除了强调法之立，权势不假于人，刑赏出于君主一人之外，更综合申不害的观点，强调了“术”，即如何建立深威难测的君主形象。左右贵将蔽主危主，宫妇将为利谋主，除立法，据势，还需操术以使之。法家发展到韩非之时，于集权一路也已发展到极致。

世道流变，所行亦异，不过笔者个人观点，行事也好，为政也罢，终究要敬怀天道，以不伤人和为目标。战国灭国之战动辄数万人的伤亡过于残酷，王朝新建，若不加弥补，持以苛道，仁义不施，终究难以持久。治国以治病为喻，法家在战国时的政策如一剂纠偏的猛药，但长期服用必定伤身，随着身体状况变化，用药也需调整，这也是合于法家应时而变的宗旨的，然而在收到成效后还要及时调整，甚至难于变革本身。何况秦朝到后期连战国法家的路子都走偏了，赵高操持权柄，国中重刑而不能止刑，终究速亡。

若进一步讨论法家，还涉及很多问题，比如政治目标与行政成本。稳定，公正，成本，各个维度均要适度，如何平衡，以笔者一介平民的视野论，终究无异于纸上谈兵，为政的坚持与妥协，更需高超智慧。不过单论法家所重的刑赏，若民只为刑赏驱使，纵然赏一人而天下劝，又要慎赏，难以相近的幅度奖赏跟进的人，人将何以再劝？诗书礼义教化，还是不可缺少，终须将行为动机内化。好比猛药停了，到完全治好之前，还得吃点温和的药巩固治疗。以前笔者写《诸子的黄昏》之时，借荀况之口说过一句：“以赏罚治民，犹以石塞隙，石有棱角，隙中必有石不及之处，以礼义之道化民，犹以水灌之，所过之处隙无所隐矣。”

最后谈谈法家之人吧。谈论法家的道理时，总有讲开了其实很简单的感觉。然而先秦法家之士面对时代洪流选择变革，威胁到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者时，都面临着积怨于身的情形。行道之难，以子产之贤明，仍不免于谤讥，而邓析商鞅则是身死法用。商鞅在秦，“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，赵良说他“君之危若朝露”，而商鞅陷入危境时，困于自作之法，无论他是后悔或者欣慰，终究不免死于变法。在楚国“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”的吴起，也死于贵族之手。韩非自己在《孤愤》一篇中感慨道，“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，不戮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”。他曾向统治者言治下之术，所谓“生害事，死伤名，则行饮食。不然，而与其仇,此谓除阴奸也”，如此暗害那些名重一时又妨害君主之人。而他自己仿佛早已写下自己的结局——因为秦攻韩，他韩国公子的敏感身份加上曾得罪秦王宠臣姚贾，且见嫉于李斯，终被下狱以毒药赐死。除了战国早期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和韩国改革的申不害，战国有影响力的法家之士少有善终者。

千百年后，再论法家之时，不免一声叹息。